“周易”是一部大书，即使一个虔诚的学者完全的把他背诵在自己的脑子里，你也未必就是神仙，我信奉一句话：拿上斧头，你未必就是木匠。我认为我们今人所要学习的是古人断卦时的心法，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诚一道人

“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里的这一卦辞统驭了中华民族的全部精神实质，也为黄河儿女五千年来不屈不挠的精神写下了不朽的第一笔，起源于华夏的周易文化更是超科学的文明结晶，在漫漫的长河中，先民们所遵崇的华夏图腾，便是贯穿东方文化始终的“易经”这部大典。
二十多年的改革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向光明越来越多的人们更加认识了“周易”这部大书的特有魅力，建筑文化更是其中神秘的一部份。
《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汉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这段话反映了先秦人们对观天相地的重视，并说明了八卦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前面说过，八卦中的坤是地的符号，《周易•坤卦》中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说卦》中也说：“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这都是对地的崇高评价。受《周易》的影响，在中国传统习俗中是十分看得地的，大凡兴工动土，都要察看地形，看它是否得风水，然后择宜土，避凶地。本来，为了营建房屋而勘察地理环境与神学无关，可是，由于古人思维的局限性，认为自然环境关系到鬼神对人类农牧民居的祸福。相地得宜，则宅邑平安，人丁盛旺，子孙多福；相地失宜，则宅邑闹鬼，衰败萧条，殃及子孙。
先泰文献中有不少相地营宅邑的记载，虽然曾流露出对鬼神天命的畏惧，但相地方法反映的是朴素的唯物观，迷信色彩很淡。《尚书•盘庚》记载商王盘庚迁都于殷的训话，其中说：“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意思是说天帝将授命我们在此建新邑，永远昌盛。表面上看，商人迁都和作邑是根据占卜的反映的鬼神意志决定的，实际上其根本原因是由于部落战争、气候，水草和其它资源等因素决定的。
周人也曾多次迁都和营新邑，见于史籍的有公刘迁都，古公迁岐山、成王营洛邑三次，每次相地相宅，都是根据自然条件选择宜土，然后占卜，卜得吉兆再经营宅邑。《诗经•公刘》在叙述相地过程时，还提到测量日影，这是利用土圭和日影测定方位。《周礼•夏官》有“土方氏”之职，“掌土圭之法，以致日影，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由此看来，“以土地相宅”乃是商周时代城市建设的必需步骤，这也说明，《周易》时期的相地之术在观念上虽有神的影响，而方法则基本上符合科学道理。
从秦汉开始，相地术在进一步发展地理学的同时，也进一步跨入迷信术的行列。堕入迷信术的标志有三点：一是认为阴宅位置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前途，二是与阴阳五行理论相结合，三是把营建宫室墓穴的人事与天体运行相联系，产生“黄道”，“太岁”，“月建”等忌讳。
东汉著名学者王充听《论衡•四讳篇》说：“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惧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所谓“西益宅”即向西扩建宅室，讳不敢建，即成为相宅的一条原则，这种禁忌与自然条件是毫无关系的。《论衡•谏时篇》还有关于方位忌讳的介绍，其中认为，假如动土兴功的年和月，正好是太岁在子之年，月建在寅之月，则在地上子位寅位动土，就要殃及酉位已位的居民。此即所谓“太岁头上动土”的禁忌。这就把《周易•系辞》中的相地与观天结合起来。
汉代相地术发展了先秦相地术中的迷信成分，参杂了阴阳八卦中的荒诞部分，而且把原先包含了科学性的测日影定方位等方法也改造为荒唐的迷信术，相地术从此走向邪途。
魏晋以后的相地术走得更远，其特点是葬地选择越来越被重视，相地著作也多以《葬经》命名。比较重要的有晋人郭璞的《葬经》，传为汉代青乌先生所撰实出于南北朝人之手的《青乌先生葬经》，佚名氏的《黄帝农牧民经》，明代缪希雍的《葬经翼》等等。
这一时期的相地术，除了继承《周易》中的阴阳、刚柔和天人感应诸说以外，又十分重视审察山川形势，讲究宫宅墓穴的方位、向背、排列结构等，其中山川形势的勘察最为讲究，涉及山脉、水流、林木的位置、走向、荣枯等，尤其看重所谓的“气”，并把《周易》中的刚柔之说与“气”联系起来。如明代缪希雍的《葬经翼》在论山川的“势”、“形”，“气”时说，山气刚，川气柔，“刚柔相荡而地道立矣，”“气”有升沉，变化莫测，然而山川的发源必然有“势”，《葬经翼》不但叙述了形、势、气的总原则，并介绍了不少具体的相地之法，所谓“风水”，则又是形、势、气中的具体原则之一。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阴宅墓穴，其实对阳宅村邑房舍，大致也是适用的。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农村居民非常看重村前村后的“风水林”。原来，风水林和河流等作用在于“藏风得水”，保持“生气”，所以绝对禁止砍伐破坏，否则“生气行乎它方”，小则后世不出人材，大则村邑衰败，疫生人死。
相地术在中国源远流长，深入民间。它滥觞于《周易》，发展于秦汉以后，但又增添了不少迷信成分，这是古代地理学发展中的逆流。从积极的意义来说，相地术总结了各种类型的地理地貌形态，对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仍有积极意义。同时，由于“风水”的神圣不可侵犯，对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也有一定的意义。由此可见，从《周易》中产生的相地之法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西安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典型，建筑是人类创造的最值得自豪的文明成果之一，因而它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建筑观念和由此决定的建筑格局，在世界多种建筑文化体系中，它是最卓有成就的一种。形成中国古代建筑基本格局的原因主要是技术方法和思想体系。所谓技术方法，是指中国古代长期以木结构为主体，因而，由于材料的力学性能和尺度的限制，不利于向高层发展而须要形成平面展开、多重层进的布局特点。中国古代建筑以院为单位，由房舍、墙垣围成院，串接几组院成为群，乃至构成如同故宫这样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就是这种平面展开的最高代表作。但是，影响中国古代建筑格局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思想观念，特别是以《周易》八卦为代表的思想体系，下面我仅试举几例以证之。
如果你俯视隋唐长安的平面布局，一定会被它那规模宏大、正若棋盘的严谨格局所吸引，这种建筑的设计思想，就是《周易》中的“天人感应”的基本精神，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和谐统一的亲密关系，其突出的特点是不把自然的“天”绝对神秘化、宗教化，而是认为“天”既有自然性，又有道德性，既带神学性，更带情感性、世俗性。基于这种“天人感应”论，长安的平面设计及宫殿、宗庙建筑，讲穷与人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天上的琼楼玉宇是由人间入世的皇帝居住，特别是在占整个长安城十分之一的宫殿建筑中，表明了唐人不是请天宫神灵来支配人间，而是要到天上去参与和分享神的快乐。虽然这种设计思想有些是不科学的八卦五行和阴阳天象说，但它不仅仅是统治者“受命于天”思想的神秘表现，更重要的是人间生活的情趣使天上神的世界也充满人间的乐趣。可见，《周易》中的天、地、相应，人、神一体的“天人感应”思想在长安平面设计中的象征寓意手法再明显不过了。
长安的建筑师们还巧妙地把《周易•乾卦》中的科学部分，与长安的地理特征紧密结合起来，。他们将长安地区地形上的六条东西向的高坡赋予数字的时空涵义，以象征《乾卦》中的六多，并从北向南按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等的无限抽象顺序排列下来，布设各种建筑物，显示出不同的特殊功能，使现实地形与理想化了的设计思想达到奇妙统一。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这说明《周易•乾卦》六爻对长安六坡的建筑设计有着直接的影响。当时，长安城内的宫殿、省司厅堂、重要寺观和勋戚贵官司的住宅，大都分布在这六条高坡上，与一般居民区形成了显明的对照。这种利用高地布设重要建筑物的特点，使本来对长安建筑并不是什么优点的六坡地形，反而为长安城增添了光辉。
再以我国古代最基本最简单的住宅为例，通常是以院为中心，四周围以房屋而形成，外侧为高厚墙垣封闭，仅留少数门以供出入。各栋房舍均面向内院，庭院既是采光日照通风口，又是交通和活动中心。中国住宅中的庭院，并非止是空地，而是整组建筑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优发。规模更大的住宅更有多重墙垣、庭院，把主要部分围在核心，用以保证安全这种封闭性、内向性的建筑特点，其设计思想也是由《周易•系辞》所谓“重门击柝，以待暴客”而来，设两重门，夜间打着更梆巡行，以防御贼，这就必然要加强房屋的封闭性，所以我国古代官署、皇宫，更是高墙深院，重重屏障，防卫的目的十分明显。
另外，《周易》所创立的阴阳学说，对古代建筑的设计也有着直接明显的影响。我国古代建筑一般都是背阴向阳，即座北朝南，不仅王宫正座，一切坛庙、衙署，均采取向阳方位，连同佛寺、道观也受此体系影响，都以向阳面南为正。只有被认为具有阴性的建筑，如方泽（地坛）、社稷（土地神、农神）等才面朝北。
《周易》六十四卦充分体现了“阳尊阴卑”的观念，而在古代，皇帝被认为是最高最纯的阳的代表，因此，在建筑上，为突出皇帝的尊位，皇宫都置于中央地位。位低者，则列于两旁，这就容易形成对称布局。按中国传统习俗，居中面阳（南）为尊，面东西者次之，而北者最低。在住宅中，尊位是长辈，住正房或上房；两侧则为晚辈子媳所在，住厢房或偏房。皇宫殿宇不但位置方向有规矩，高低、形制乃至色彩、图案等等，也有等级差别。此外，皇宫主要的宫殿、宫门殿门南北相次在同一中轴线上，以突出中央为尊的地位。例如北京故宫的天安门、午门、太和门、三大殿、乾清坤宁两宫、神武门、地安门就在同一南北轴线上，这就十分强烈地突出了皇宫之尊贵。
古代人们在建筑房屋时，还十分注意所谓阴阳适中，以利于延年益寿，因此，在建筑思想中还包含着养身之道的内容，如《吕氏春秋•重己》篇中说：“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秦汉以后，流行于先秦的高台之风迅速衰落，减少，就是同这种讲求阴阳适中的思想有密切联系。
我国古代建筑由于受《周易》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许多建筑物都是在墨守成规，按一定模式重复再现。很少有新的创造、新的突破，缺乏内心感情的奔放流露。因此，固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光辉的创造、伟大的成就，终于最后陷入形式主义，僵滞枯索，缺少艺术创造的生命力，缺少激情和吸引力，只能是四平八稳、平淡无奇、处处似曾相识，这是今天我们应引以为戒的地方。